16-17世纪可可生产和消费成为美洲经济发展的一条商业链，可可贸易作用于美洲的经济社会，对参与贸易和货币体系以及生产的劳动人口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早期贸易结构和监管体制不完善，造成走私贸易活动接连不断。可可在美洲的货币体系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弥补了小额货币不足，促进殖民地经济交流。

最初，印第安人因可可生产工作的繁重和环境的苛刻受到重创，之后可可种植园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非洲的黑奴贸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拉丁美洲种族结构的改变，可可贸易是殖民经济对美洲大陆的族群及社会构成造成持久影响的一个主要环节。

贸易垄断催生走私贸易

开展殖民贸易初期阶段，西班牙王室为管控和规范殖民地的贸易行为，避免白银流失，颁布法令禁止新西班牙与美洲进行欧洲商品交易。17世纪以后欧洲人陆续抵达美洲，新西班牙和欧洲市场渐行规模，美洲商品贸易进入活跃期。

此时新西班牙的可可产量下降，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利益集团之间爆发冲突，开始争夺新西班牙以及西班牙其他市场余留的贸易空间。这些利益集团不断请求王室和殖民地当局制定限制性条例，以此提升本地区可可的竞争力，从而垄断可可市场。禁令的颁布促使被限制贸易地区的可可生产商进行走私贸易。

新西班牙市场的争夺

西班牙大商人垄断着西班牙和美洲的商品贸易，王室禁止欧洲商品在殖民地间自主交易。西班牙与亚洲菲律宾的贸易正在巩固期，商人们将亚洲的货物运送至墨西哥，在这里集中分配往美洲其它地区。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建议王室以阿卡普尔科作为转运港口，禁止货物进入秘鲁总督府管辖范围内。新旧大陆的商人和官员们认为，通过太平洋进行的可可贸易威胁到自身利益，因为该地区贸易监管不完善，所以提出限制秘鲁和新西班牙之间通航。这些举措不仅将会催生新的走私渠道，而且会随之产生新的贸易利益集团。

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禁止秘鲁到新西班牙的太平洋航路运行。委内瑞拉的可可进入新西班牙需要沿大西洋进入维拉克鲁斯港口。委内瑞拉的可可种植者相互串通起来反对秘鲁通过太平洋航线到达新西班牙。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两地的可可种植者也向殖民国家提出禁止秘鲁和新西班牙之间的可可贸易通行太平洋航线。因此，他们动用所有的法律和财政手段来阻止太平洋航线的开通。

17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瓜亚基尔的可可种植园大规模扩张，可可产量大幅度提升，每卡尔戈市场价格从50比索降至21比索。

理论上，瓜亚基尔作为太平洋沿岸地区，装载可可的船只从这里沿太平洋航行经过危地马拉到达阿卡普尔科港口进入新西班牙，但是塞尔维亚商人为垄断控制殖民地间的贸易，禁止开通此条贸易航线。其结果是开辟了一条走私瓜亚基尔可可的渠道。秘鲁总督弗朗西斯科·德·博尔佳和王子埃斯奎拉切曾下令禁止通过太平洋向新西班牙、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贩运可可。

虽然没有禁止沿大西洋到达新西班牙的航路，但对于瓜亚基尔的可可商人来说走这条航路运输费用过高。他们必须先以陆运运输方式经过巴拿马再到达大西洋走海运，最后到达新西班牙。瓜亚基尔可可的成本也随着运费的增加而上涨，无法与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的可可相竞争。瓜亚基尔可可的市场仅限于秘鲁总督管辖范围内，但是当地的可可商人不可能放弃需求迅速增长的新西班牙市场。

在禁令颁布后，瓜亚基尔的殖民国家曾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向国王请求撤销禁令。国王委派瓜达尔卡萨尔侯爵迭戈·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进行协商，商榷瓜亚基尔和新西班牙之间能否实现可可贸易正常化。

迭戈·费尔南德斯认为批准撤销禁令将导致新西班牙白银的流失并损害两个可可生产区的利益，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他建议瓜亚基尔与尼加拉瓜进行可可交易。这次谈判无果而终。瓜亚基尔可可商人面对太平洋地区与新西班牙的贸易限制，他们不得不维持着间歇性的走私贸易。

尽管王室和殖民地官员颁布了各种贸易禁令，装载货物通过太平洋的船只并没有就此停运。瓜亚基尔的殖民当局和商人一直努力争取获得通航许可证，实现贸易正常化，但在整个17世纪都没有取得实际进展。最终，到了18世纪禁令才被解除，正式开通了合法的跨太平洋贸易航线。

年月，加拉加斯殖民当局与西班牙国王和该地区总检察长进行过两次交涉，表示由于瓜亚基尔的进入引起新西班牙的可可价格暴跌。他们提出，加拉加斯地区的经济收入完全依赖于可可产业，如果不遏制其他地区的走私贸易，本地区的可可产业将遭到破坏。在当时，各个殖民总督府管辖区域的收益关系到王室和市议会的收益，如果加拉加斯遭受的损失不能得到补救，其税收收入也将随之急剧下降。

如果走私情况不加以制止，那么与可可种植园有关的什一税、人头税和教会的工事捐税将会大幅度下降，当地教会拥有的财产份额也会减少，而且还会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因为正是这些收入在支撑保卫加拉加斯的瓜伊拉港口的军队的军费开支。

总之，如果不及时阻止瓜亚基尔可可流向新西班牙市场，加拉加斯将很快完全破产，而那些容忍这些走私贸易的西班牙官员也要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