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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eGuardian（卫报）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会改变人类对待死亡的态度？大概不会。
情况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会让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命而加倍用功。对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应并非听天由命，而是某种愤怒与希望的混合体。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人类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范。一直到现代晚期，多数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视死亡为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也视其为人一生意义的主要来源。
关乎人类生存的许多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你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唯有此时，你才学到生命的真实奥秘；唯有此时，你才获得了永恒的拯救，或蒙受恒久的诅咒。
在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没有天堂、地狱或轮回，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类的宗教将毫无意义。
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都致力于赋予死亡以意义，而无意战胜它。
年3月17日，一名礼拜者坐在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里图片来源：TolgaAkmen/AFPviaGettyImages
《吉加美士史诗》、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圣经、《古兰经》《吠陀经》以及其它各种数不清的圣书和寓言，无不耐心地向沮丧的人类解释，称我们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亲。
我们最好怀着谦卑和感恩之心来领受这一规定。或许某一天，神会以某种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态废黜死亡，如基督的再临。
但谋划这等大灾变，显然超出了仅有血肉之躯的人类的能力范围。
此后科学革命来临。
在科学家看来，死亡不是什么神圣意旨，它完全是个科学技术问题。
人类死亡不是因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为某些技术性不足，心脏停止泵血、癌症毁掉了肝脏、病毒在肺部复制……
为这些技术问题负责的又是什么？其它的技术问题。心脏之所以停止，因为心肌供氧不足；癌细胞之所以扩散，是因为某些随机的基因突变；病毒之所以进到我的肺部，因为公共汽车上有人打喷嚏。
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学成分。
此外，科学相信每个技术性问题一定有解决方案。我们不需要等待基督再临克服死亡，靠一群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行了。
传统上死亡是身着黑袍的牧师与神学家的专利，如今负责的则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
如果心脏一时不跳了，我们可以打强心针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个新的心脏；如果癌细胞肆虐，我们可以靠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将之杀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扩散，我们可以用某些新药予以抑制。
年5月，来自都柏林的乔·科尔曼在梅奥郡的诺克神殿讲道，他当时宣称异象即将发生，并把它和基督第二次降世联系起来图片来源：JulienBehal/PA
确实，眼下我们还无法解决所有的健康技术问题，但我们正在努力。人类中最优秀的头脑不再为死亡的意义而殚精竭虑，我们更忙于延长生命。
研究导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学、生理学和基因系统，以及开发新药和革命性治疗手段。在延长生命的斗争中，人类取得了重大成功。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预期从不足40岁到72岁的飞跃，在某些发达国家更超过80岁。儿童逃离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纪，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儿童会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儿童疾病，对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饭。
在17世纪的英格兰，每千名新生儿中约有人活不过一岁，能活到15岁的仅有人。如今，英国宝宝每千人活不过一岁的只有5人，能顺利庆祝15岁生日的有人。全球儿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类捍卫和延长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变。传统宗教认为来生是意义的主要来源，18世纪以来的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对来生则全无兴趣。
那些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他们认为死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马克思、亚当·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寻求，找不到答案。
现代意识形态，仍赋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更具诗意与决绝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诺，为国捐躯的人将永远活在集体记忆中。
但这个承诺过于含混，许多民族主义者都难以理清其内涵。
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记忆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们有没有记住你？伍迪·艾伦曾被人问起，他是否愿意永远活在影迷心中，艾伦答道：「我宁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间。」
甚至于许多传统宗教都改变了重点，它们不再突出来生上天堂之类的元素，转而强调它们在此生能为你做些什么。
当流行病在诸如中世纪欧洲这样的前现代社会爆发，人们当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并且会为爱人之死倍感沮丧，但当时主流的文化反应是听天由命。
年3月，飓风“帕姆”过境后的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图片来源：DaveHunt/GettyImages心理学家可能会称其为「习惯性无助」。人们告诉自己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对人类诸原罪的神圣报复。
「上帝知道一切。我们这些恶人是罪有应得。你将会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忧愁，好人自会在天堂里有好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医问药上。
这场疾病乃是上帝降罚于我们，那些认为人类可以凭自身才能战胜流行病的人，不过又在自己的诸多罪状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们之辈岂能阻挠上帝的安排？」
尽管有一些宗教布道者会把艾滋病视作上帝对同性恋人群的惩罚，现代社会把它当疯言疯语。如今，我们一般认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传播源于一连串系统性失败。
我们假定人类有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遏制这类瘟疫，如果传染病失控了，那是因为人类无能，而不是神的愤怒。
新冠疫情也当然不例外。
从白宫到华尔街再到意大利的阳台，每个人嘴边都挂着同一个问题：「疫苗什么时候就绪？」
这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非有无。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结束，人类在这场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训会是什么呢？
最有可能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在保护人类生命方面，进一步加大投资。医院、医生和护士。我们需要准备更多的呼吸机、防护衣和试剂盒。我们需要在未知病原体的研究和新型疗法的开发上投入更多资金。
我们不应再被打个猝不及防。
当今大部分传统的卫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学而非古老经典。
天主教会指示信徒远离教堂。以色列关闭了各大犹太教堂。伊朗规劝人们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暂停了公共祈祷仪式。这一切都是因为科学家在估算后，建议关闭这些神圣的场所。
年3月的某个周五，德黑兰南部莎赫-锐-拉伊地区的某座清真寺已人去楼空图片来源：Photograph:EbrahimNoroozi/AP
当然，不是任何警告我们人类已陷入自负的人都梦想回到中世纪。甚至于科学家也会同意，我们应当抱持更加现实的预期，不要盲目相信医生可以帮我们挡下一切威胁生命的祸害。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个人仍需面对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许再过一至两个世纪，科学就能无限延长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无法实现。
除了少数亿万富翁的宝宝，我们所有人如今仍会在某天死去，仍会失去挚爱之人。我们必须承认人生苦短。
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宗教当成一种防范机制，相信自己将在来世得到永生。
如今的人，视科学为另一种防范机制，相信医生应该会拯救他们，自己永远能安居于住所。对此我们需要维持一种均衡。我们既要相信科学应对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负起直面个体必死性及人生无常性的重担。
眼下的危机可能确实会让许多个体对人类生命及成就的短暂本质，有更强的体悟。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明，却更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
我不觉得眼下的危机结束后，哲学院系的预算能有什么显著提升，但我敢说医学院和健保体系的预算，一定会大涨一波。
这可能就是人之为人，所期待的最好结果。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擅长哲学，那不是它们的领域。政府的重点理应是构筑更优越的公卫体系，推动哲学思考属于个体的抉择。
医生无法替我们洞悉存在的奥秘，但他们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对付这些难题。
如何利用好这部分时间，最终取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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